摩托罗拉已然和中国利益相通。在2000年4月，摩托罗拉公司在美国国会游说支持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年8月，联通CDMA手机入围名单公布，在信息产业部公布的19家生厂产商中，唯有摩托罗拉以外资的身份入围。时至今日，在天津，摩托罗拉占到了当地开发区经济所有经济指标的半壁江山，它的业绩滑坡会让天津市政府的官员们辗转反侧。

　　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初期，习惯与将政府公关事务分包给国际公关公司。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关公司将在政府关系管理中推居次要的位置。除去成本的考量，政府不喜欢和第三方打交道也是原因之一。跨国公司与政府建立关系的沟通管道包括：直接和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以政府部门下属的协会作为联系窗口；与知名大学和或担任政府智囊的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等等。

　　但不论通过怎样的渠道与政府建立联系之后，沟通的内容必须遵循建立相通利益的原则。柯达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叶莺曾说过：“政府公关靠的不是技巧，而是实质的内容。我去见总理，也是要去汇报项目本身的进展情况，与政府找到合作的项目才是关键。”

　　在21世纪的中国，仅仅走马观花的外商考察团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受欢迎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

　　在美国，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被称作游说业（Lobbying）。这个行业的主要业务是帮助美国大企业游说国会议员，使他们能提议或通过有益于本企业或本行业的议案。而不少大企业聘请的游说者，正是国会议员的妻子、儿女或者近亲。 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美国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中国，跨国公司喜爱聘用前政府官员，不少品牌传播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具有新华社出身的背景。但同样出于避免争议的考虑，具有良好政府关系的外籍人士成为政府公关的理想人选。在最高的层面，包括JP摩根聘请基辛格为顾问并与总裁William B. Harrison造访中国，希望获得中国建设银行首次公开募股订单。德意志银行则透过德国总理施罗德去信总理温家宝，争取参与建行的上市计划。而花旗银行动用了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帮助。

　　在动用政界要人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美国丘博保险公司（Chubb Group of Insurance Companies）聘请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80年代，丘博保险便来到中国，但由于保险市场对外资的限制，一直无法得到经营牌照。转机出现在老布什被聘为丘博公司的政府关系顾问之后。1997年4月，老布什亲自将时任丘博公司的董事长R OHare介绍给江泽民主席和中信公司。同时，老布什退任后的新工作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根据《洛杉矶时报》2000年5月对老布什的报道：“没有哪位前总统能在世界巡游中挣这么多钱，说说话就能一年挣4百万美元。而在一次合同中，他获得了价值1千3百万美元的股票。”　

　　终于在1999年4月，有四家外国保险公司得到批准进入中国市场，丘博是其中唯一能以独资形式在中国设立分公司的。行文至此，有必要回顾第一节的结论：政府公关者不可忘却更广阔的政治画面。1999年4月，此时正在朱镕基总理访美前夕。

　　而在另一层面，跨国公司中国区负责人的遴选也有同样的考量。比如微软选择陈永正，思科选择杜家滨以及柯达选择叶莺。

　　叶莺70年代初期加入美国政府外交部门，先后任职于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70年末，叶莺加入新闻界，在1979年作为NBC的记者，报道邓小平出访美国。1982年，叶莺加入美国商务部，在广州和香港担任商务领事，在台北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之后成为美国政府中第一位被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女性。

　　在1997年，叶莺出任柯达大中华区副总裁，成为柯达缔结“98协议”的关键人物。对于中国的感光材料市场，“98协议”的签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谈判前后共经历了70多轮，历时4年之久，项目涉及6个省份（辽宁、河北、天津上海、福建、广东），10个城市和4个部委（国家计委、化工部、轻工部，国家外经贸部）。。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柯达与7家感光企业中的6家进行合资合作(乐凯除外)，共投资12亿美元。中方则承诺，在协议签订的3年时间内，不批准另外一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感光材料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