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政府公关版本来自《金瓶梅》：“话说宋徽宗政和年间，山东东平府清和县中，有一个旧家子弟，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此人家中开着药铺，为人诡谲，专一结交官府，便是京城中得势的重臣，他也能牵上关系……”

　　于是，政府关系管理时而与最宏大的历史图景相联系，时而又牵连着黑幕和丑闻。政府公关的定义是如此含混且深不可测。为了了解它的本质，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具体的案例开始。

　　古代的大师

　　按照《足球之夜》的风格来评选“历史上十位最伟大的政府公关者”，仓田主税或许能成为候选人之一。仓田是日立公司的第二任总裁。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后，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行使政府职能。当时几乎所有日本大企业的高层领导者都被要求离职接受思想清洗。之前担任日立在日本西部的一家工厂厂长的仓田被推选为日立的新总裁。

　　仓田面临艰难时世。最高司令部对于日本产业有两种看法，一派认为让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威胁的唯一办法是严格限制日本的军工和重工业，并且解散财阀和大企业。而另一派认为对日本经济的过度破坏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在战后初期，第一种看法占据上风。1947年底，仓田被传召至最高司令部，并且被告知日立公司必须被分拆为19个分散的小公司。可是日立集团的原料采购，制造，物流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分拆将带来致命的打击，而且仓田坚信对日立的分拆会滞后日本的重建。

　　仓田没有答应最高司令部的要求，并且不断地陈请上书，游说盟军。在他的努力下，最高司令部将公司的分拆数目减少为16个，然后减少为7个，然后改为3个。最终最高司令部并未执行最初的分拆命令。

　　于是日立公司度过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仓田成功地游说了占领军政府，从而拯救了日本最大的电子企业。这样的表述固然富有戏剧性。但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对奇异的特例往往另有解读。我们在更广阔和纵深的历史图景下看待仓田的成就，却发现最高司令部曾希望分拆300家公司，而最终只对18家公司执行了分拆。实际上, 上世纪40年代末，远东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华盛顿对日本产业界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压制转向了扶持。这才是日立逃过分拆的真正原因。

　　对于政府公关者而言，时刻都需关注着更广阔的政治画面。政府公关的一切结果与其说是游说之功，不如说是多方利益博奕的产物。

　　怎样跳舞

　　当所有甜言蜜语都虚无，不如跳舞。——陈慧琳的歌曲 《不如跳舞》

　　看好一个地方的标志，就是买当地的房地产。我来北京买了房子，打算扎根北京。我的口号是“与沙尘暴共存亡。”——来北京发展的台湾歌手 黄安

　　让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相通，高于一切技巧。

　　2003年，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销售收入占全球销售收入的近18%。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同级别的外国投资者。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摩托罗拉公司20年来屡屡制造获得惨败的商业案例，但在中国，能与它声望并肩的企业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