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亿港元收购款分两批完成。首先。以三九药业在深圳中信银行的2.3亿元人民币存款作质押，三九汽车在香港中信嘉华银行取得2亿港元贷款，转而支付给林清渠。这笔贷款到期后，三九药业以上述2.3亿元人民币存款，抵偿了三九汽车对中信嘉华的2亿港元债务。

　　三个月后，赵新先指示陈达成等三人采取虚增分红数额的手段，并伪造《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1999年滚存利润分配的决议》，向香港三九公司支付2.926亿元人民币，并为此向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及银行骗购外汇3530万美元（折2.7498亿港元）。此后，这笔外汇被汇至香港三九公司，后者从中抽取2.7亿港元交付林清渠，至此全部付清股权交易款。

　　收购完成后，项目变更为“三九大龙健康城”。赵新先曾对外宣称将投资43亿元，用五年时间打造“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健康、休闲和文化艺术中心”。但健康城因所征土地手续不齐，至今仍处停滞状态。

　　庭审当日，为赵新先等四人辩护的共有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八名律师，颇有声势。北京律师田文昌、朱勇辉为赵新先作无罪辩护。田文昌表示，三九集团虽未就收购健康城项目作正式决议，但领导班子均知晓此事，因此并非赵滥用职权的行为；并认为健康城项目如今已经升值，因此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问题三九

　　纵观三九历史，单独一个“健康城案”远不足以置评赵新先的功过得失。

　　赵新先在1985年创办了三九集团的前身深圳南方制药厂，初始资金来自部队医院——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500万元出资。1991年，蒸蒸日上的南方制药厂直接挂靠解放军总后勤部，后者再将下属新兴企业集团在深圳的酒店、贸易公司等资产划拨，与南方制药厂资产一起，共同注入新成立的深圳三九实业总公司，后变更为三九集团。

    1998年末，在“军企脱钩”的大背景下，三九集团脱离总后勤部，转而挂靠国家经贸委，并在2002年机构改革后最终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在身份上由“军企”变身“央企”。

　　但是，三九多年发展则主要是“内部人掌控”的创业型企业轨迹，以企业家创业、累积而发家，赵新先本人直接握有经营自主权，一度在三九集团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自1992年以来，三九历经并购扩张，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成药制造商，是连续多年的中国“500强企业”。然而，繁荣景象难掩问题丛生。因扩张过速，公司治理渐渐失控，集团高管屡有假公济私之举，下属企业也多有侵占挪用之事，日后的危机已经埋下。

　　盛极而衰的时刻在2001年到来。三九集团因占用下属上市公司资金高达25亿元，遭中国证监会通报批评并立案稽查，三九危机随即曝光，问题接踵而来，并购扩张的步伐戛然而止。仅在当年审计署对三九集团作审计时，其银行负债初估已高达50亿元。

　　时至2003年，三九集团在债务泥潭越陷越深，21家债权银行集中追债并纷纷起诉，“三九系”整体银行债务被曝超过100亿元。

　　此时，距离赵新先谢幕的时间已不远。

　　公私之惑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赵新先在谈及三九腐败问题时黯然表示，他是一个人对一群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无奈自有缘由。在外界看来，正是赵新先在企业内部的“家长作风”，导致三九多年来近乎个人集权的企业文化。表面上是国家全盘持股，赵新先掌控公司大局，细处却是一盘散沙，腐败丛生因之难避。

　　一家以企业家创业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企业始终国有股一股独大，创业回报无从体现，负激励随之而来。为此，赵新先曾试图理顺三九产权，为自己和创业团队安排股权回报。其中包括1998年启动的“劳动持股方案”，也包括2003年前后的MBO方案，但此时三九危机已爆发，厘清创业者产权的最后一次努力随之流产。

　　“赵新先为三九的重组转制拼了老命，但就是回天无力。”知情人称。

    2004年5月，63岁的赵新先超龄离任，由他启动的重组无疾而终。三九集团也从此告别早年的创业者时代，转由国有出资人主导其未来的命运。

　　一年半后的2005年11月，赵新先在北京被拘，随即押送深圳，自此失去了自由。